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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祭屈原_历史频道_凤凰网
浏览: 发布日期:2019-01-12
端午节吃着粽子的人们似乎多已忘却端午与屈原的关系,正如唐人褚朝阳所写: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多数人能记住的或许仅仅是一位名叫“屈原”的“爱国者”,但事实上,这是对屈原最大的误读,真实的屈原既非“沾沾于一家一姓的奴才”,更非怀抱国仇家恨的哈姆雷特。他的骨血之中,承载的是自贵族时代延续下来的贵族风骨与良知,以及以知识与学养淬炼出的对真理、文明的永恒追求。所以,闻一多将他视作“挣脱枷锁变成人”的“奴隶”。他的自沉,既是对物欲横流功利时代的最后反抗,也是对人格独立的渴望,更是对思想自由的向往,他真正代表着我们民族的“心”。而今,遗忘屈原的中国人,“心”又在何方?【网友评论】【文化专题:话端午】屈原自沉的时代:贵族统治崩溃 社会功利化趋势不断增强 西周以来的贵族,己是自然血缘与人文教养相结合的产物,时值春秋战国之世,一方面,血缘贵族的统治体系几近崩溃,一方面,他们的人文教养却逐渐摆脱对血缘的依附性,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士的出现,士以道为依托而不以势(势位、权势)为凭借乃至成为一独立的阶层即是明证。然而,伴随着贵族主导社会的解体,平民的壮大与社会功利化趋向的日益加强,这也是一种势(时势),并随着以秦国为代表的“功利化组织”在竞争中获胜而成为社会的主流。【详细】儒家与法家功利思想 屈原 思想:法家疯狂鼓吹功利终成战国思想界的“赢家” 在他们看来,君主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为所欲为。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君主不但应该而且必须充分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以赏罚二柄作为武器,用厚赏引诱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国君卖命,用重刑迫使人们不得不为国君卖命,甚至认为,只有让人民保持贫困不足的状态,国家才能治理好。 【详细】 世风:士人出仕为追逐功利 信奉合则留不合则去 士人靠自身的能力而不是出身为仕,获得优厚待遇,刺激了普通士人求学从政的热望。苏秦、宁越求学而显贵也是当时士人为学而达的典型。士人四处奔走,自由自在地在各诸侯国之间选择自己合意的地方进行人生的实践与生存。合则留,不合则去,官职不定,来往无常,无所谓祖国,只剩对功利的追逐。 【详细】 士人:出卖智慧谋生 重义之风至战国末期几乎无存 食客们聚于贵族门下,并不是出于道义集合,而是出卖自己的智慧和技能,是一种谋生方法。在为贵族效力时,食客通常只求得到贵族的厚待,不管手段和目的。特别是在战国后期,食客的尚礼重义之风几乎荡然无存,表现出的是很强的功利性。他们这种投机性格也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上烙下了某种印记。【详细】绝不向时代妥协的屈原:物欲横流中以生命坚守道义 作为知识分子主体代表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总是以所在国家的最高利益为旨归,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敏捷,既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又善于揣摩当权者的心理与好恶,一旦发现明珠暗投,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便会另择明君。总之,纵横家们具有一种利已主义的人格,朝秦暮楚,唯利是图,完全放弃了西周、春秋时代确立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准则。屈原厌恶同楚国朝廷内的党人群小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也不愿像纵横家那般见风使舵、见利忘义。这正是他的“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古宇?”、“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的答案所在。 【详细】屈原自沉前的绝望:专制之秦国压倒自由之楚国 楚国和秦国是春秋战国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两个国家。“百代皆行秦制”,秦王朝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同时也开启了两千多年专制统治(包括君主专制和政党专制)的传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楚文化则辉煌灿烂,光照千秋,著名楚学专家张正明教授更是将它与同时期的希腊文明并列。历史就是这样诡异而无情:曾雄居南方800多年的强大楚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统一中国的却是来自西北一隅、素有“虎狼之国”之称的秦国。 【详细】秦国式“法治”: 君主借以厉行专制的工具 法的特点在于国家强制力保障。这种保障从积极的方面说在于国家对合法行为的保护,从消极的方面讲在于国家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国家强制力的强弱对法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君权是国家强制力的集中体现。封建社会所能实行的只能是君主“缘法而治”的法制,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封建社会的法制需要君主自上而下的推行。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君权保障是分不开的。【详细】 秦国式“国家”: 由官吏以力聚合 一放即散 研究秦朝的历史,不能只强调它的“大一统”而“过把瘾”,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明朝刘基把自秦以来的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概括为“以力聚之”,说它犹如“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不能因为自秦以来中国有两千年的“秦政”,就觉得秦朝的统一有多么的了不起。两千多年来,人们总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不总也要大讲秦亡的教训吗? 【详细】 秦国式“社会”: 唯利是图 毫无羞耻 战国的风气,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全社会的“免而无耻”。司马迁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即法令是用来保证制度的实行的,而制度本身的好坏则不在法令。其言下之意:如果以法令为标准来设立制度,而以刑罚来保证法令的实施,就是本末倒置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能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守法就只是出于恐惧和贪欲,就会“免而无耻”。 【详细】 目睹无法抵抗暴政的屈原:在体制面前用生命捍卫尊严 商君“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开了非常坏的先例:铁桶统治。在他以前,中国固不乏昏君佞臣,像纣、幽、历、晋灵公、屠岸贾之流,但好歹只是以个人之恶祸国殃民,自商君之后,个人之恶则变成制度之恶。它未必会以昏君佞臣式的个人暴虐体现出来,却上升为体制性的暴虐。司马迁给商君的盖棺之论是:“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并痛陈商君留下的两大历史教训:“伤残民以骏(峻)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秦朝已然灭亡数十年之后,太史公如是臧否秦制自无风险,而对于旧都沦亡的屈原而言,秦国的“铁桶”暴政无疑是咄咄逼人的现实威胁。当一个遭人流放的落魄文人面对无法抗衡的体制暴虐时,他所作出的怎样选择,也就毫不奇怪了吧。 【详细】传统文人·不惧强权 董狐直笔·书法不隐 董狐是古代有名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的《晋灵公不君》,记载了他“书法不隐”的一段历史。晋灵公残暴、骄横,不但随心所欲杀厨子游尸、以弹射行人取乐,还对国相赵盾的屡次进谏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赵盾为了自保,只好逃离都城,到外地避难。在赵盾还没有逃出国境的时候,他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了灵公。然后赵盾又回到晋国,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自己继续担任国相。对这一事件,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并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详细】 不惧强权的齐国太史 面对崔杼的大屠杀,很多人并不惧怕。掌管历史记录的大史堂而皇之地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毫不客气地把他杀了。大史的两个弟弟继续哥哥的事业,接着如此书写,又被崔杼杀了。第三个弟弟又站出来,继续书写。这次,崔杼不杀了。一个叫做南史的史官,听说崔杼连续杀死史官,准备好笔墨竹简,前往齐国宫廷。听说最后还是如实书写了,才中途返回。【详细】 张良博浪沙刺秦始皇 据说曾经“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大力士。张良为大力士铸造了一个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锥。秦始皇二十九年,张良和这个大力士潜伏在“博浪沙”这个地方,用那只一百二十斤的铁锥投向秦始皇。遗憾的是,由于距离太远,这一锥“误中副车”。【详细】 苏武:拄着符节牧羊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秋,李陵带领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李陵血战后“遂降匈奴”。而此时,苏武已经被扣留在匈奴一年有余了。这是苏武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生涯。因为过的是放逐的生活,粮食常常接济不上,苏武只好去挖野鼠的巢穴,找野鼠储藏起来的野生果实吃。但是不管怎样艰苦,他都须臾不离汉朝使者的符节,拄着符节牧羊,以至于符节上系着的耗牛尾都脱落净尽了。【详细】屈原自沉前的苦闷:文化传播者被武力扩张者击倒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而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日后大张于世的汉文化更吸收了大量楚文化的养分。【详细】秦人灭楚:既是国族之战 也是文化之战 秦人占楚之后,曾对楚墓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楚都纪南城3000座楚墓基本上都被秦人盗掘,并且越是贵族墓越盗掘得厉害。考古学家感慨十墓九盗的现实,将秦人的盗墓称为“官盗”——有组织的公开的盗掘。后人猜测,秦人大肆盗掘楚墓的用意,一个是对财物的贪婪,另一个是对楚人及楚文化的彻底剿灭。就像项羽火烧阿房宫一样,楚人的章华台也可能是毁于秦火,这座经200多年修建的天下第一台,现在只留下了一个令人慨叹的基台。【详细】固守文化价值观的屈原:秦灭楚不仅是亡国 更是“亡天下” “虎狼之秦”的称呼,是起于战国晚期东方六国对秦国军事和文化上的对抗。尤其是六国对秦国文化上的抵制和对抗,随着秦统一天下对六国故地实行文化征服而继续存在,并因为汉承秦制而一直延续到西汉,直到东方儒学复兴。这也就是为什么秦的军事威胁消失之后,“虎狼之秦”的观念还一直延续到汉代。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作为当时人,屈原的感触无疑要比数十年后的汉人更加强烈,用一句后世才出现的话来概括就是:秦灭楚,于屈原而言,不啻为“亡天下”。【详细】矢志报国者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文天祥这首《正气歌》道尽了历代忠义之士的正气,实乃千古绝唱。其中的严将军,指的是忠州(今忠县)人严颜。严颜,忠县人,东汉末巴郡太守。【详细】 壮烈将军严颜 《三国志》里的《蜀志·张飞传》也有记载: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详细】 嵇绍鹤立鸡群 嵇绍跟随晋惠帝,不幸战败,将士死伤逃亡无数,只有嵇绍始终保护着惠帝,不离左右。敌方的飞箭,像雨点般射过来,嵇绍身中数箭,鲜血直流,滴在惠帝的御袍上。 【详细】 祖逖北伐中流击楫 在江左一枝独秀的司马睿也看上了他,任命他做徐州刺史,做军谘祭酒。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他的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他一视同仁,遇之如子弟。公元313年8月,祖逖率领祖家军渡江北伐,船至中流,他击楫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详细】楚国金币 楚国编钟 楚国双头镇墓兽 屈原只是“爱国者”?他绝非沾沾于一家一姓的奴才 孔子是被误解了,屈原则根本不被人了解着。规步矩行和迂腐,不是孔子。沾沾于一家一姓的奴才,不是屈原。——我们愧对这照耀着民族史乘的两个巨人!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所以,我们民族是幸福的。这种评价可能不为所有人认同,却点出将屈原精神等同“爱国主义”是极为偏狭可笑的。【详细】 屈原只是“忠君者”?他绝非精神思想上忠实的奴隶 有两人了解屈原,一个是教人“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的王孝伯,一个是在《通鉴》里连屈原名字都不屑提的司马光,前者一个同情的名士,后者一个敌意的腐儒,都不失为屈原的知己,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决不是一个好的奴隶,所以名士爱他,腐儒恨他。可一个不好的奴隶,正是一个好的“人”。对奴隶,我们只当同情,对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不是吗? 【详细】 屈原只是“独行者”?中国文化衰微之际绝不缺少殉道者 屈原,在一个“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的污浊时代,悲剧命运可说是必然的,他对昏庸君主的赤胆忠心或有可商,但他敢于对整个时代说“不”。王国维此后也效法沉湖,陈寅恪的评价是: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详细】 我们的时代:难觅独立的屈原 只见随波逐流的“犬儒” 现代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认同的接受。这种危机是整个公众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机的冰山一角。当今中国犬儒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生存方式。【详细】资中筠:中国知识分子应破除思想的禁锢 重建独立人格的“新道统” 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宣传普世价值。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详细】“亡天下”的殉难者 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详细】 宋朝最后的义士文天祥 南宋的灭亡对文天祥的打击之大,无异于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节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决定性理由。那么当这种意义与价值赖以寄托的载体突然失去时,痛苦与彷徨间最容易产生的解脱念头就是求死。【详细】 不可为而为之的张煌言 张煌言举事之初,就将前因后果看得清清楚楚。第一,明之不可救,因为是从里往外烂朽;第二,南明之不可为,因为压根儿就不成气候。张煌言叹息过自己“鲁阳挥戈”,知其不可救,而救,知其不可为,而为,不过是尽到一份士大夫的“担当”罢了。【详细】 明“亡天下”殉难文人 刘宗周,万历二十九年进士,1645年,南京、杭州相继失守,绝食而亡。史可法,崇祯元年进士,1645年,坚守扬州,城破被俘,清亲王多铎劝降,宁死不屈,遭杀害。左懋第,崇祯四年进士,1645年,北行议和,不辱使命,清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劝降,不从,被杀。夏允彝,崇祯进士,1645年,因清兵进松江,其友人皆及难,乃赋绝命辞,投深渊死。【详细】温家宝总理曾寄语国务院参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这不仅应是对文史研究者的期许,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天赋使命的诠释,纵然旧道统已然随着时势变迁荡涤无存,独立的人格与对真理的向往,仍然应该是知识人必备的“身份证”。如果言及于此,自诩为知识分子的您仍不知其所以然,那么,请看屈原。